德国虽然在山东获得了胶澳，并把山东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通过和武汉的对比，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两地的发展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把山东的资源运出来就必须修建铁路和港口，这是列强在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必须投入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费用自然是需要从殖民地掠夺回来的。
德国为山东铁路公司投入的资本，最初为5400万马克，但是这条经过的河流太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到1904年就已经为铁路建设投入了近5300万马克。德国人对这条铁路寄于厚望，希望能够带动青岛的快速发展。
但德国人把山东视为殖民地，造成了德国人和山东百姓之间的冲突，加上袁世凯又在周村开端口，分流了青岛这个出货港，于是德国人在山东投入极大，但是收回基建的成本却很缓慢。1905年胶济铁路的盈余也就16.7万银元，相当于30几万马克，这极大的打击了德国商人对青岛建设的信心。
反观德国在武汉的投资，因为工农兵委员会承担了所有的基建投入，德国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向委员会进行基建工程的贷款获得资本输出，还大大的降低了在武汉投资设厂的投入。
德国商人认为，除了上海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武汉更适合外国人进行投资了，因为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并且他们的权力要大的多，因为他们还能为工厂解决原料的来源和运输、销售等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只能负责租界以内的事务，对租界外只能通过外交交涉去影响地方官员，但对于中国地方糟糕的基础设施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正是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根本差别，这让后者廉价的人工没法在高昂的运输费用下表现出来。
但是，上海公共租界终究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地方，工部局9人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德国人，英国人则有七人，法租界公董局则完全是法国人的天下，上海总会更是英国人的权力象征。虽然1902年德国人冯.都林和莱莫斯、龙特等发起兴建了德国总会，但德国人依然认为在上海自己受到了英国和法国不公正的对待。
青岛虽然是德国人说了算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个乡下小地方，完全不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可武汉就不同了，这里不仅拥有和上海相匹敌的庞大经济腹地，在这里德国更是可以借助中国人的力量对英法进行排挤。
因此在1905年年末时，中德商会中的一部分德国商人就认为，应当把青岛交还给中国人，这样德国就不用承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山东基础建设的庞大投入，反而可以参照武汉的模式，从经济上对中国加以控制，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和银行业来说更加的有利。
当然，按照克虏伯先生的看法，“我们距离中国实在太远，而中国人似乎比奥斯曼人更加的善战。很显然，过去是满人束缚住了中国人的战斗本能，当这种束缚被解除之后，中国人就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中国人在山海关地区挡住了俄国人的进攻，也让他们在印度教训了英国人。
虽然我坚信德国军队依然能够对付三倍以上的中国军队，因为我们有更出色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有4亿人口，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动员起来的组织力量，只要他们能够达到沙皇俄国的程度，也能轻易的组织起上千万的军队，而我们不可能把上百万的德国军队派来远东。
所以，这个麻烦还是留给俄国人和英国人吧。德国不需要和中国人为敌，我们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将会解决德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克虏伯不仅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向德皇发了信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也在和中国人的商业协定中更加的严苛了起来，因为他不希望给中国人以不公平的借口撕毁这些商业合同，就目前来看，工农兵委员会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对于青岛的占领，其实是德国海军部在坚持，当初青岛是作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一个基地来建设的，因为德属太平洋诸岛缺乏建设海军基地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但是，德国海军部占领青岛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英国皇家海军真正的交战。
当英国皇家海军内部流传出了突袭德国港口以消灭德国海军大舰队的传闻后，德国海军部也立刻反应了过来，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冲突将不仅仅是一个构思，而有可能变为现实。假如这场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德国在海外的基地就几乎都被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给分隔了。
德国海军部在青岛的大量投入就成为了沉没成本，因此德国工商界提出的和中国人合作交还胶澳租界地也就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了。
提尔皮茨这样对威廉二世说道：“假如中国人能够保证在战争期间的中立，并允许德国军舰进入青岛港进行维修和停靠，那么不是不可以考虑交还胶澳租界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当武汉掌握整个中国时，让整个中国成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基地，那么交还胶澳租界地就毫无问题了。”
青岛的德国船厂本来是专门为德国海军服务的，因为缺乏同中国商界之间的联系，这一船厂几乎完全依赖德国本土的拨款维持。德国商人宁可在上海投资办新船厂，也不肯来青岛，因为这里什么都缺，连中国工人都缺乏，而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
面对这样的困局，德国胶澳租界当局终于有了变革的想法，一方面是缓和同本地人的关系，不再把德国殖民地法律施行于此；另一方面就是寻找中国人来处理和本地人的各种交流。把青岛船厂拿出来同武汉合办，也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在黎元洪这些人的眼中，工农兵委员会正把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并开始承担起了朝廷应当承担而不肯承担的责任，收回胶澳这显然不是武汉的责任。但是在劳工党的高层看来，欧洲的局势已经紧张到，德国人都开始收缩海外势力的时候了，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是没有强硬的底气的。
在此种局势下，劳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向列强借款发展本国的工业，以避免欧洲爆发战争时难以借到发展工业和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到时也可利用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以工业品偿还一部分贷款。
再加上本年度结束之后，武汉需要支付欠款本息8000余万两和贷款本息1600万美元，因此工农兵委员会打算再向德、美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借新还旧。这样的巨额借贷自然引起了工农兵委员会一部分人的担忧，不过德国和美国的银行家却表现的相当有兴趣，因为去年武汉的财政状况相当的良好。
按照德华银行的估算，武汉当前治下的人口约达6000万，人均年财富创造额为16.34两，总的年财富产值9.8亿两，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之比约2.3比1，武汉去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占了总财富的16%有多，也就是1.6亿两，和财政支出持平。
从目前武汉的发展来看，这不过是个起步，若是工业产能完全运转起来，至少也是现在工业产值的一倍以上。所以，现在正是武汉工业的高速扩张期，完全不用担心其没有还款的能力，或者说要是对方还不上的话，光是武汉本身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贷款的金额了。
而在武汉上下看起来，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巨大和面目全非了。如果说张之洞时期的汉口和汉阳让人惊叹的是现代工业和欧洲文明的一个缩影，但汉阳铁厂的内里和汉口租界以外依然还是中国，那么现在的汉口和汉阳已经变得不像是一个中国的城市了。
不是说这座城市的人种变了，而是这座城市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改变了。甚至连德国人自己都不认为这是一座完全的德国城市的复制品，西门子公司确实把自己的理念灌输在了汉口城市的建设当中，但中国人却并没有变成刻板的德国人，中国人确实开始意识到了公共设施和公共道德的必要性，但也并不认为法律可以改变一切，他们更喜欢用教育和友善的帮助去改变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就连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正把科技和人的生活和谐的编制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德国是难以看到的。德国崇尚的是权威法制，民众需要的是服从权威和法律，他们并不需要理解科技到底能做些什么，只要按照法律或说明书去使用它们就好。
工农兵委员会的这种服务理念，使得汉口、汉阳的城市扩张虽然迅猛，但却并没有让城市出现大片的贫民窟，这在上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量的为租界服务的外省人，只能待在租界外的空地上，利用竹木和稻草搭个棚子，这样一个棚子也还是要向租界支付租金的。
这些贫民窟不仅仅容易爆发瘟疫，也是黑帮分子的聚集地，从而成为了上海治安最坏的地方。不过，这些贫民窟也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租界发展的财富源泉，就是对于劳动力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在武汉这边，大量涌入的劳动者被及时的安置并利用了起来，劳动力的利用效率相当高，这令武汉城市郊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多数季节性的乡村劳动者都会居住在市郊，然后乘坐公交车进入市区。假如没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在安置这一切，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就算是柏林也一样不能消灭贫民窟的存在。
黎元洪在汉口码头上岸时，发觉自己似乎有些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而他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不仅仅在于码头周边新建了不少仓库，就连来码头接他的交通工具都从马车变成了一辆小型公交车，一种能乘坐7人的六轮公交车，使用的是戴姆勒汽油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