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2月，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最关注的一件事不是恢复生产维持市面上的物价，也不是同列强和朝廷进行谈判，而是镇压南阳、襄阳一带地主武装的叛乱。
在卢汉铁路没有修筑之前，河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内陆省份，但因为南阳是通往汉水的交通枢纽，因此南阳地区反而要比河南其他地区开放一些，也比河南其他地区富裕一些。
不过也因此在甲午战争、庚子国难之后，摊派到南阳府的赔款也格外的重，年约15万两以上，差不多是南阳府整个田赋收入的一半。而为了推行新政和建立新军，河南又对地方上大加搜刮，因此该地区的绅商都已经对朝廷极为不满了。
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打起拨乱反正的旗帜，并击败了南下的毅军后，南阳的绅商很快就倒向了工农兵委员会，堵住了进攻襄阳的河南军队的后路。应该来说，这个时候南阳绅商和工农兵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但是，随着工农兵委员会发布法令，在南阳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没收支持朝廷的劣绅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确定公共土地的面积并进行分配，还要对南阳府的土地展开全面的丈量后，南阳的地主们就不乐意了。
虽然南阳这个地方因为位于交通要道，所以每次王朝末年这里就要被打成白地，号称本地没有200年以上的望族，但是200年也足够诞生几个大地主了。比如南阳城内的高、杨、米、谢4大家族，拥有土地五、六万亩，且还占据地利经营商业。
高姓地主有市房数百间，开设许多大商店，曾被称为“高半城”：杨姓地主经营的“泰”字号商店就有10余处。这些地主还“考中”或捐有各种“功名”，有的亲揽地方武装，充任各团“团总”，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统治，严密的控制着乡村。
太平天国时期，为了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南阳府各地主还重建了明末的堡寨，确保了一个乡村就是一座堡垒，以此抵抗太平军和土匪的进犯。这也是南阳府地主不怎么忌惮工农兵委员会的底气。
在这些地主们看来，他们和工农兵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合伙，不是从属关系。没有他们的支持，湖北人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拿下南阳？就算湖北人打败了毅军，对于这些乡下土财主来说也是半信半疑，不大相信湖北人手中的什么马克沁机枪有这么大威力的。
因此当工农兵委员会派驻南阳的机构颁发了法令却不询问他们这些本地士绅的意见，这自然就激怒了乡下的地主们，他们开始驱逐工农兵委员会派到乡下去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人用土匪的名义在半路上截杀土地测量队。
工农兵委员会内部对于是否推动土地改革，其实还是有些疑虑的，因为一些委员本身就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们认为强行夺走地主的土地显然是不合理的，毕竟地主的土地也不一定是巧取豪夺，而可能是省吃俭用，一分分的积攒起来的。
不过，南阳地主武装的叛乱帮助劳工党统一了思想，党内主张暂缓土地改革的成员也认为非要把土豪劣绅的气焰打压下去不可，要是纵容这些土豪劣绅袭击工农兵委员会的成员而不加以惩罚，那么下一步他们是不是该围攻武汉，杀大家的头了？
党内对于镇压地主武装的一致意见，使得劳工党在工农兵委员会的会议上占据了有利地位，田均一对于某些主张“勤劳地主论”的委员是这样说道：“我们劳工党主张的是消灭地主吗？不，我们主张的是消灭剥削。
不管那些地主的土地是怎么来的，他们所维护的那个体制就是以全体劳动者为压迫对象的剥削体制。不打倒这个体制，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解放。
在这个时候，你们和我说，有些地主的土地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有什么意义呢？他们难道不是试图利用占有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去压迫剥削其他劳动者吗？假如不是的话，他们积攒土地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的目标，难道不是让每个人有土地可以耕作、劳动？可以让劳动者自己养活自己？难道说，我们是把土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去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支持他们起来反抗我们。
请大家记住，我们并不剥夺每个人劳动的权利，我们剥夺的是奴役他人的权利。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劳工党绝不会做出让步…”
唐才常亲自坐镇信阳对南阳府展开了清匪和肃反运动，南阳府地主团练武装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虽然南阳是个盆地，周边有山林可以躲藏，但是在工农兵委员会开始分地后，很快就有人向工农红军报告这些地主武装的藏身地点了。
至于那些试图依托堡寨坚守的地主们，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什么好主意，这些堡寨用来对付那些土枪土炮的土匪和只有冷兵器的农民武装还行，但是工农红军却是一支装备了现代武器的新式军队，特别是在兵变之夜，兵工厂的工人们发现了迫击炮的方便和好用之后，就开始大量的生产这种简易火炮了。
迫击炮的制造难度远比野炮和山炮低，但是这种武器用来对付国内那些没什么大炮的军队就太好用了，就炮弹的制造费用来说也不是很贵，也就比手榴弹贵些，性价比要比机枪子弹好，毕竟炮弹听到声音就让人害怕，而机枪不打死一堆人，就不能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匪和民团感到畏惧。
基本上，再坚固的堡寨，发射一二十枚炮弹后，里面的村民也就不肯再为地主出力了。而随着工农兵委员会开展了分田运动后，想要打死地主的反而变成那些分到田地的村民了。这些村民的思维是很直接的，他们问工农兵委员会的派遣人员，要是不把地主家灭了，他们日后带着朝廷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显然，村民们对于太平天国时期地主们的所作所为依然记忆犹新，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打蛇不死反受害的思想，还是成为了村民们的普遍看法。唐才常当然不会支持这样暴虐的做法，他支持土地改革，但不主张暴力消灭地主，毕竟他自己和党内许多成员家里也是地主，他们愿意说服家里把土地拿出来，可并不是为了让农民把自己家人给暴力消灭了。
以至于到了二月底，唐才常的主要精力已经不是清匪和肃反，而是纠正农民运动中的偏差行为了。也因此，劳工党不得不主动叫停了南阳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总结此次土地改革的经验，重新梳理土地改革的实施办法，并对农会干部进行轮流培训教育。
不过南阳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南阳县占全县户数1.15%的地主家庭，占有全县耕地27.11%；邓县，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8.5%，占有全县耕地的72.6%；新野地主、富农占全县人口的19.3%，占全县耕地的57.9%…经过重新分配之后，原无地或十亩以下土地的农户都能达到13亩以上，这部分人口大约占了南阳府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工农兵委员会不仅在南阳盆地巩固了政权，也极大的震慑了周边想要和工农兵委员会对抗的地主阶级。此前南阳的地主阶级以为，只要自己打起反抗工农兵委员会的大旗，朝廷一定会派兵来剿灭这些乱党，就和当初朝廷派出军队剿灭太平军和捻军一样。
不过他们的打算还是落空了，朝廷压根就没功夫理会这些地主的求救信，毅军直接就把南阳地主派去的信使给枪毙了，理由是这些地主之前背叛了朝廷，眼下是咎由自取。
信阳、襄阳、大别山一带的农民听闻了南阳分地的事情后，也主张自己这里也该实施南阳的土地改革政策，而不仅仅只是减租减息。总之，因为强行推动土地改革，确实造成了工农兵委员会治下一定的混乱，但是却让南阳、襄阳地区完全和武汉协调一致了。
工农兵委员会的不少成员也认为，现在除了武汉之外，最可靠的革命地区反而是襄阳、南阳地区了，因为这一地区的士绅力量几乎都被打倒了，掌握权力的正是武汉派出的工农兵委员和当地的工农兵代表。一些党员认为，应当把一些工厂迁移到襄阳、南阳地区，即可以作为武汉工业力量的备份，还能加强当地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田均一也认同这个看法，因为对于汉水的水利开发，将会带来巨大的电能，就近安排工厂显然能更好的利用起这些电能。于此同时，武汉的外部环境却随着俄国向中国的宣战而变好了，虽然劳工党一直主张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开始实施了战时计划生产制度，但英国人显然没有真的和武汉继续打下去的念头。
这不仅仅在于武汉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也在于英国并不希望俄国人吞下满洲和外蒙古地区。按照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了解，一旦俄国人吞下了这两块地方，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吞并新疆和甘肃了，再下来就是西藏和印度。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必须要在一开始就遏制住俄国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