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委员会的位置距离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场并不远，这是一座位于汉口公园北面的三层楼房，原本是作为汉口商业展览馆进行建设的。商业展览馆是从外国传入的一种介绍商品的新形式，类似于平时的博览会。
1851年英国在水晶宫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以展现自己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之后，各国就开始竞相举办博览会以彰显自己的国力，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这种国际博览会对促进本国的贸易大有好处，于是就开始举办大大小小的博览会，以推销本国的产品，最后就出现了商业展览馆这种东西。
汉口本就是一座商业重镇，在开端口之前该地市场的商品就有230多种，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外地。开端口之后外国轮船可以直达汉口，市面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到了1900年时土产种类只占到了一两成，市面上一切生活日用品大多为外国货，汉口日益成为了一个资源输出港和成品进口港。
虽然张之洞坐镇湖广时已经竭力去扭转这个局势，也成功抓住了关键，认为钢铁不兴则百工衰，下了极大的力气建立了汉阳铁厂，可时代已经改变了，西方已经不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而是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连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快接近尾声了，一座单独的钢铁厂实在是难以和一整个工业体系对抗的。
1900年之后，田均一开始主导湖广的经济建设，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在了完成工业体系上，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基础建设和配套的能源、建材、钢铁、化工产业上。于是张之洞一直所期望的，把汉口变为一个工业生产基地，把各地的富源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售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
在农业上，1900年湖北粮食年产约90亿斤出头，棉花30万担，大豆百余万担。在经委会大建水利和交通设施，并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和建立合作社后，1904年湖北粮食产量突破了120亿斤，棉花达到了134万担，大豆500万担左右。农业产值大约比4年前提升了近29%。
工业上，一个围绕汉阳、汉口的工业基地正在形成。汉阳、汉口的电力装机容量在1904年为2.5万千瓦，当年发电量8000多万度，按照每度电7磅煤炭的消耗量，光是电力用煤就达到了26万吨，1904年度武汉三镇的生产生活用煤突破百万吨，是1900年的三倍。
电力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生活上为武汉民众提供了方便，生产上则大大的降低了制造成本，使用电力的工厂比使用蒸汽机的工厂，成本上要降低四分之一，这极大的促进了汉阳、汉口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食品加工业。
经委会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在1904年终于展现出了成果，汉口的进出口贸易突破了1.8亿两，进口的生产资料和化工原料开始超过了进口的工业成品，棉纱的进口开始停滞，但是湖广自产的棉纱却获得了极大的成长，1904年达到了12万包，武汉纱厂纱锭达到了25万个。
湖北产出的134万担棉花，本地就消耗了五六十万担，通过生产-销售合作社，本地的棉农把棉花出售给合作社，然后领回棉纱纺织成土布，或是再出售给合作社，或是自家使用，这极大的刺|激了棉纺织产业。至于武汉的机制布匹也达到了400万匹，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布匹市场。
过去，火柴是完全的外国货，一开始是欧洲货，现在则成为了日本货，但是到了1904年汉口火柴厂也拿下了本地三分之一的市场…可以说，这四年以来汉阳、汉口才真正有些“东方芝加哥”的模样了，这四年的发展速度和当年芝加哥的城市建设是差相仿佛的，不再是因为一个汉阳铁厂而空有名声了。
假如不是出现了今次的意外，经委会原本是打算在明年举办一次汉口商业博览会，以向全国介绍一下自己的产业能力，然后推广国货的。但是今次的意外打断了经委会的计划，不得不使武汉从经济建设向战时生产进行转变了。
虽然发展经济的计划被打断让不少经委会的成员颇为失落，但是随着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原经委会的成员们突然发觉，原先限制他们的许多条条框框突然不见了，现在他们可以完全按照最适合发展的方案去落实，而不是去和上面的权力者和下面的地方官员去妥协和扯皮。
旧的发展计划固然是行不通了，但是制定新的发展计划的权力却到了大家的手中，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反而变得轻松了起来。经委会原本干的工作就偏向于行政，或者说需要行政配合他们拟定的计划，现在转为工农兵委员会后，大家完全没有不适感，反而有了一种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如果是普通的造反，起义军除了改革人事之外，其实对于地方上的经济和权力架构是不太可能进行改变的，因为起义军夺取了政权后还是需要地方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所以地方官员一般很难下定决心投靠起义军，因为他干的活计和从前一样，但是风险却增加了无数倍，朝廷要是打回来了，他可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对于经委会来说，他们对于地方上的人事其实没啥特别的看法，他们更加注重地方上是否在维护和落实他们所制定的各项生产计划。地方税收虽然重要，但即便不更换地方官员，经委会也一样能够掌握地方上的税收情况，可经委员更注重地方上对于武汉的物资供应和武汉商品在地方上的销售情况，因为湖广的间接税已经开始超过了直接税。
这也是12月5日工农兵委员会控制武汉之后，湖北各地几乎没啥反抗意愿的主要原因。因为各地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和武汉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除了像荆州满城这样完全不事生产，只靠朝廷拨款过日子的满人，湖北其他各县民众都反对断开和武汉的联系。
比如荆州边上的沙市，听到武汉发生兵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主动封锁了荆州到沙市的道路，并发电向经委会表示，本地绅民完全服从经委会的命令。这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沙市民众对于荆州满人的厌恶，另一部分则是在于沙市和武汉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这里的绅商不希望破坏自己的生意。
有着这些地方上的民众的支持，湖北内部的统治秩序在短短半个月内就恢复了，不过外部对于湖北的压力却日渐沉重了起来。
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中，田均一等劳工党中央委员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之后，最终还是否决了成立军政府的建议，决定维持工农兵委员会这个起义的指挥机构，并在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下设各常设和临时会议，以分管各种工作。
工农兵委员会的主要常设会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主抓军事和司法之外的所有工作，事实上军事和司法工作也还是需要该委员会支持的，于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几乎就取代了原湖广总督府的权责。其次就是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虽然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大量的工人武装加入后，军事委员会实质上还承担起了改造旧军队的政治工作。田均一在起义部队控制了汉阳后就着手改造军队的行动，使得起义军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之前就破碎了。
虽然武昌驻军的力量稍稍完整一些，但是武昌起义部队并没有独立的拿下武昌城，反而是在汉阳起义部队的支援下才解决了武昌城内的官兵，再加上黎元洪所部是和平起义，所以武昌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就连武昌军队中的劳工党党员们也大多认为，应当先解散这支旧军队，再建立一支全新的工农武装。
虽然劳工党成功的打入了湖北新军，但劳工党主要发展的还是基层官兵，中上级军官不是清政府的支持者，就是激于国耻而崇尚民族主义，真正认同劳动者应当执掌政权的人其实并不多。像黎元洪这样的在军中名声甚好的高级军官，也是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的，只不过他一开始没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而以为这是一场兵变，才不敢蹚浑水而已。
假如不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改造，那么劳工党在新军中很快就会趋于弱势，因为军队是最讲阶级和服从的一个团体，起义的时候能够打乱军中的阶级和纪律，可一旦重建秩序之后，军官天然就拥有了对于士兵的支配权力，劳工党在军队内部的活动就会变得很尴尬，他们要么自己成为军官，要么就会被军官所排斥。
但是田均一断然对旧军队下令改造之后，劳工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下来，军官不再是军中的唯一长官，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成为了新式军队的新权力来源。军官除了在军事上有指挥士兵的权力，却失去了对于士兵生活和政治上的支配权。
一批无能的旧军官被勒令退役或转入地方工作，有能力而政治上有问题的军官则被安排进入了教育机构，以培训工农武装的军事干部。在夺取了湖广政权的当日，军事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全省的旧军队，建立工农武装部队，改名为工农红军，并把武汉的一系列军事学堂合并为一所新学校，陆军指挥学院，并挑选了一批工人和士兵进入学院进行短期培训，作为工农武装军事干部的来源。军事委员会取消了军官名称，改为军事干部。
黎元洪虽然是起义有功之臣，但也被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将其任命为了陆军指挥学校的校长和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副委员。到了12月20日，武汉地区十五州县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武汉地区的军队也扩充到了45营，武汉之外的湖广地区为12营，武汉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不过，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