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同盟的消息一经公布，真正受到震动的其实只有俄国人。德皇威廉二世对于日英同盟的消息大为振奋，他对于自己身边的亲信大臣们说道：“英国和日本早就应该结盟了，这样英国和俄国才会在远东爆发战争。”
威廉二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英日同盟是为英国对俄开战的想定，他及德国的上层人士都认为，这是又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人将会自己亲自上阵在远东击退俄国，日本不过是跟随英国参战的附庸而已。
在德国人的眼中，英国和俄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大量的利益冲突，不打上一仗显然是不能划分彼此的利益范围的。而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当主角。因此威廉二世的兴高采烈，正是为了英俄矛盾在远东爆发而欢呼不已。
对于法国来说，英国和日本的结盟就相当纠结的，一方面法国人担心这会刺|激日本在南洋的扩张，此前日本在菲律宾的行动已经让法国人感到非常警惕了。另一方面，法国人又希望俄国能够在英日同盟的威胁下在远东收拢阵线，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欧洲。
摩洛哥危机虽然以德国的退让而宣告结束，欧洲战争的气氛看起来有所缓和。但是法国人很清楚，英国人逼迫法国不给德国任何补偿，实际上就是在加深法德矛盾，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固然欢呼这是一场胜利，但是法国的统治精英们却并不这么看。
因为想要让一个大国接受屈辱，首先就得在军事上击败他，在外交上进行羞辱，只会进一步刺|激大国的战争欲望。德国并不是清政府，清政府从来没觉得自己统治中国是合法的，所以为了保住对于中国的统治权利，他们愿意把中国的利益出让给列强。
这种心理就是殖民者的心态，反正都是抢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为抢来的东西拼命？大不了见者有份么。大家坐在一起瓜分受害者的财产，比互相打生打死不更有利吗？所以，法国人可以在埃及向英国让步，如果不是英国的阻挡，法国人也不介意在摩洛哥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德国，毕竟法国都已经给西班牙和意大利人补偿了，为什么不给德国人？
但是法国不会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对德国让步，因为这两块地方是本土。失去了他们，法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对于德国来说，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领土，他们可以在摩洛哥问题上让步，但是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否则德意志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基础也不存在了。
法国和德国都很清楚，双方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这样的局势下，法国人怎么会希望英日和俄国在远东打起来。
不提法国有多么的纠结，俄国这边虽然对日英同盟深为惊讶，但这种惊讶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警惕，而不是针对日本。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经济也依然没能从1900-1901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甚至已经从经济问题发展到了政治问题。
俄国的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出口俄国的粮食换回俄国工业所需要的机器，从某个角度去看，俄国的工业并不是为俄国的经济而存在的，而是为外国银行家和外国资本家而存在的，至于俄国的农业则成为了外国资本市场的供应者。
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在俄国粮食出口逐年提高的同时，俄国的乡村和城市则不断爆发饥荒，从1891年开始，也就是俄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初始之年，饥荒的规模就越来越大，到了1897年之后，饥荒开始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产物。
1892年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嘲笑试图救济俄国农民的沙皇政府，“靠植物的汁液生存的奇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
正因为俄国乡村的凋敝，使得1900-1901年的经济危机对于俄国经济打击尤其沉重，并不是说俄国因此饿死了多少人，而是俄国从农民到工人，甚至连大学生都对当前的专制政府感到了不满。
连彼得堡警察署特殊局局长祖巴托夫，到了1902年都认为继续镇压工人农民，甚至连大学生也一并镇压的强硬路线是行不通的，俄国需要进行政治上的改良，并在1903年创立了圣彼得堡机械行业工人互助协会，试图用政府领导的工会去控制工人运动。
祖巴托夫的行动虽然被内务部长普列维所否定，在1903年8月，祖巴托夫被其解职，并监视居住。但是俄国乡村常态化的饥荒并没法因为沙皇政府的强硬姿态而自己消失，于是普列维认为，当前社会上的乱象是因为报纸上渲染的过分了，而不是真实的情况真的这么恶劣，他要求报纸上禁止报道关于各地饥荒的新闻，也不许再发起什么社会赈灾行动。
普列维这样声称，“这不过是一小撮自由派知识分子故意夸大了乡村的经济问题，试图在政治上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但是我要说，这些想要捣乱俄国社会的坏蛋休想得逞，在陛下的领导下，俄国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眼下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只要农民和工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那么他们就不用担心家人饿肚子了。请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看真实的俄罗斯吧，我们的经济和进出口数据明明都在好转，他们凭什么说，工人和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不，工人和农民之所以吃不饱，是因为他们把本应该用于工作的时间都用在了毫无意义的抗议活动上…”
内务部长普列维所采取的压制舆论的行动，并不仅仅在压制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动派一旦使用了舆论控制的手段，那么任何不顺耳的声音都会被他们统统消灭，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也敢于使用这样的权力。
屡屡受到打击的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固然对于普列维感到了不满，不过他们心里倒本就有了这样的准备，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言论就是在攻击政府。但是那些地方自治派，那些主张改良社会但又支持沙皇政府的改良主义者，这一次却是受到伤害最深的。
1903年冬，在地方自治会活动分子中开始流传这样一封信件，“阁下：目前，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地方自治制度处境维艰…我们近来曾经是许许多多悲惨的和令人愤慨的事实的无言的目击者，这些事实正像阴沉的乌云一样压抑着社会的良知…
连年歉收、赋税苛重（例如赎金和无定额税收），结果人民筋疲力尽，民不聊生。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稳固政权中的官方人士和志愿人士凡事包揽，不请自来的维护独特的和法定的原则，在人的精神食粮方面又使得人民遭到了人为的饥馑…
国内外的活动家在以祖国命运为儿戏的冒险家仁慈的帮助下，蛮横的掠夺国家的生产力量…报刊被窒杀、丝毫不能揭露秩序维护者不断侵犯俄国公民的自由和荣誉的罪行惟有毫无理性、肆意横行的力量在威风凛凛的大肆喧嚣，在统治着整个祖国满目疮痍的、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辽阔的大地，而且到处都没有遇到应有的反击…”
这份书信代表着过去俄国不愿革命的阶层现在也起来反对沙皇专制的统治了，这对于沙皇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但是谁又会把这样的信件内容告诉他呢？
当然那些在信件里被指责的冒险家们，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这些人，他们倒是一致的认为，“俄罗斯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
那么这场小小的战争的对象是谁呢？当然不能是德国，也不能是奥匈，因为德国就站在奥匈身后，也不能是阿富汗和波斯，因为英国人就在他们身后，于是这些冒险家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放在了柔弱却又拥有着辽阔疆域的中国身上。
按照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的说法，“只要一千个哥萨克骑兵，我就能让20万中国军队瑟瑟发抖，让他们向尊贵的沙皇陛下屈膝求饶。”
1904年初，俄国预备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访问日本，一是为了了解日本的虚实，二是想要知道日本对于俄国对中国采取战争行为将会持有什么立场。当库罗帕特金抵达海参崴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日英同盟的公布，这让他很是诧异，不过他并没有终止自己的访日行程，只是待在海参崴发了电报给彼得堡寻求沙皇的新指示。
沙皇很快就给了他一个回电，显然沙皇本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评价并不高，他对于库罗帕特金的新指示是：“承认了日本的进步，承认日本今后在远东诸国中占有一定地位，批评日英同盟起到了反作用（意指俄罗斯不会因为日英同盟向日本做出让步）…不讨论朝鲜半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