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将满人朝廷的愚昧顽固和怯懦卑劣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朝廷先是为了压制汉人督抚的权力和争夺帝位不惜制造向万国宣战的荒唐之举，但是等列强们露出獠牙的时候，这个朝廷又立刻抛弃了民众向列强屈膝求饶了。
可以说，在这样一场闹剧之中，满人所谓的国族，所谓的赫赫武功，都已经被褪去了底裤，汉人对于这个朝廷的期待和指望也被打了个粉碎，汉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倾向于孙文所主张的民族主义。
但是孙文的民族主义只能宣泄中国留学生的悲愤之情，没法找出中国的出路来，因为孙文总是说当前中国积贫积弱是因为满人统治中国造成的，只要打倒了这个满人朝廷，建立一个汉人的共和国就可以自强自立了，但是这个汉人共和国应当怎么建立起来，孙文没有说。
假如没有林枫这个劳工党的理论家出现，那么在大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先顺着孙文指引的方向前进，先把这个腐败无能的旧中国打烂了再说。后面的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但是在林枫这个新的指路人出现之后，除了少部分热血上头的民族主义者外，大多数愤怒但有理智的留学生们，立刻就转向了林枫所指明的方向。
虽然林枫也在文章中提出了汉人的民族意识，但是汉人的民族意识并不是革命的全部，他至少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列强为什么越来越强，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可以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自强之路，而满清搞洋务运动却只能镇压一下农民起义军，遇到外敌便是一溃千里。
林枫几乎把一个旧中国解剖了放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那一部分是应当舍弃的，那一部分是应当保留的，然后又通过同列强的对比，告诉他们新的中国应当如何建立起来，这可比只要打倒了满人朝廷中国就会变好的愿景，更能让人接受。
也正是因为林枫的这些文章，使得聚拢在劳工党身边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只不过令这些人感到诧异的是，劳工党并不像兴中会这些革命党，只要抓到人就邀请入会，入了会就谈如何发动革命，那种急迫感让你觉得好像今天不去革命，明天中国就要灭亡了一样。
但是劳工党中却没有这样紧迫的革命气氛，劳工党最喜欢和人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解决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劳工党总试图向他们证明，革命不是他们这些革命党人所要发起的一种暴动，而是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自觉行动。
在劳工党看来，唤醒人民的革命热情不是依赖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和武装暴动，而是对于人民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要让人民了解他们所处的阶级，他们所受到的阶级压迫，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劳工党更喜欢把革命的理论传播给群众，而不是直接和满人朝廷面对面的进行对抗。
这种革命的方式让一些温和派和中间派也倾向于了革命，兴中会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方式虽然往往能让人热血沸腾，但是一旦脱离了那个环境，就有不少人打退堂鼓，温和派和中间派更是闻革命而色变。
而且劳工党对于加入人员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审查，当兴中会满世界招人的时候，劳工党却已经开始开除一些违反了本党理念的党员。不过正因为劳工党严谨的招人方式，也使得劳工党内部变得越来越团结，完全看不到兴中会那种自行其是的作风。
但是蔡锷很清楚，当前维系劳工党的并不是劳工党严格的纪律，而是林枫的一系列正确无比的文章，因为劳工党正确的指引了中国的前途在哪，才使得越来越多人被吸引在了劳工党周边，甚至都已经开始引起大清驻日公使的注意，只不过限于当前中国混乱的局势和大同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被朝廷通缉犯开设的学校，才令对方对劳工党的行为无可奈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枫已经隐隐成为了劳工党的精神领袖，不管是党内的成员还是党外的朋友，都迫切的希望和林枫见上一面，向他请教关于中国的问题。
蔡锷也就这个问题向林信义探讨过，不过林信义对他说：“中国人需要的是革命理论而不是一位救世主，他们更不需要一位日本的救世主，他们的问题可以通过你寄给我，但是见面讨论就没什么必要了。”
蔡锷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以林信义的身份和年纪，确实不怎么适合出现在党员和党外人士面前，因为有些人确实把资历和身份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想到这里他不由岔开了这些向他探寻林枫下落的问题，向着众人问道：“大家对于前几天林枫翻译的共产主义同盟者宣言是怎么看的？”
这一反问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对于林枫翻译的这篇宣言，众人的看法还是褒贬不一的，有人立刻向蔡锷说道：“林先生的学问和见识，鄙人是深感佩服的，但是对于他所翻译和推崇的宣言，鄙人还是有些不同看法的。
把社会的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社会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不是在割裂社会吗？我国现在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个时候不讲团结，反而去割裂社会，号召下层去打倒上层，那不是替列强做了帮凶？”
这人的话引起了数人的点头赞成，蔡锷正想说话，却不料已经有人出声反驳道：“这话说的就稀奇了，下层民众发动的义和团运动倒是没要求打倒上层，只是要求打倒列强而已，可是上层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先是利用，再是出卖，可见这个上层是非打倒不可的，因为不打倒这个上层，这个国家就无从救起。”
另一批人也纷纷出声赞成了这一说法，不过前一位说话的人当即就回道：“我又不是要维护这个满人的朝廷，我是支持打倒这个满人的朝廷的。但是打倒了这个满人的朝廷之后，我们汉人来建设这个国家，难道还要再打内战不成？”
后一人同样不甘示弱的回道：“这是满人和汉人的问题吗？帮助满人镇压义和团的难道不是汉人督抚？林先生说的正确极了，这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要是我们找不对敌人，那么革命难道会成功吗？不过是被那些汉人的压迫者当了枪使。满人也好、汉人也罢，只要是压迫者，就该统统打倒，所以劳工才是神圣的。”
前一人被反驳的说不出话来，不过却立刻有人替他辩护道：“若是打倒一切上层，难道劳工就能领导中国独立了？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也在打倒之列？按照你的说法，这场革命不就是在革我们自己的命？”
看的眼前同志开始渐渐激烈的争论，蔡锷有些后悔提到宣言了，这两天只要一提到宣言，原本一团和气的讨论会就会立刻变成两派，这个时候满人都不是问题了，似乎大家要先把对面的命给革了。
蔡锷只能尽力为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这种建立在阶级意识上的斗争，显然是不能依赖个人关系来调解的。最终几位实在没法接受自己就是革命对象的，宣布就此退出集会，不再和劳工党为伍了。留下来的人虽然情绪有些复杂，但是却也基本接受了阶级斗争这个词。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林木子在帝国图书馆内看了一上午书的林信义，心情愉快的和少女一起走出图书馆，然后想她询问道：“我们今天中午去吃什么？”
林木子沉默了一会，却向他说道：“后天我要去广岛。”
林信义楞了一下才问道：“要去几天？”
林木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望着他问道：“你送我去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