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着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薯仔，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第〇话 第四百七十八章 朱树人那么高的智商，怎么可能满足于“摊丁入亩”
面对张煌言的无计可施，朱树人却是一脸地胸有成竹，他前世就是出自知名智库，对历史上的财税改革可行性有很深的见解。
他不会简单的抄后人的答案，也不会盲目觉得越晚的手段就是越好的——这里面也得兼顾可行性和技术基础设施，有些后世的计税方式，如果需要的硬件要求太高，那也绝对不能往大明生搬硬套。
所以他在环视了一圈全场其他阁臣后，才稳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具体执行措施：
“孤岂不知要从生产环节征收工商税，绝对比从交易运输环节征收厘金，更困难得多？所以，原本我大明按织机数量界定生产规模、从而征收丝绢税的做法，当然要沿用。
但这还远远不够，更要以此为基础，推陈出新，举一反三，才能尽量涵盖新生的产业，兼顾公平。”
朱树人几句定调子的话，立刻就把张煌言史可法的兴趣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真心很好奇，朱树人能怎么干。
朱树人继续说道：“孤以为，可以把如今的丁税，或者说人头税取消，然后重新制定。未来农民就不用缴纳人头税了，种地的百姓已经缴纳过田赋粮米，或者是赋粮的折色，再让他们按人头纳税，对于赤贫不太公平。
只缴田赋的话，田多者多缴，田少者少缴，无田者不缴，也不至于逼得百姓再出闯贼张逆之流。”
朱树人这番话，如果是后世之人开了天眼来看，肯定会误以为他是要搞“摊丁入亩”，但史可法和张煌言都不是穿越者，所以倒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但他们也立刻意识到，这个办法对于社会的公平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田少无田之人还被严重盘剥。
只是凭白废除了一项税基非常广大的税种，对大明的财政肯定是有严重影响的。他们却没看出来这样做的增收点在哪儿，能撬动其他什么东西。
而事实上，朱树人这种做法，当然跟很多穿越小说抄的“摊丁入亩”还是有重大不同的——他前世也看过不少小说，知道写摊丁入亩是让读者理解成本最低的做法，不用多解释就能让人产生“这么改了之后国家就牛逼了”的印象，至于具体怎么牛逼的，已经不重要了。
可惜朱树人不是写小说，他要的是治国，所以他只是“废丁”而不“摊丁”，而且废的丁也不是全废，而是只废农业领域的“丁”。
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的大明，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工业化努力，搞了将近二十年了，手工业的发展，远非历史上清朝可比。
可以说，如今的大明手工业产值，虽然还达不到工业歌命的程度，但超越历史上清朝雍正年间，以及干隆年间却是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的了。
大明的炼钢冶金，普遍接近了后世西方1750年代以后的水平，比历史同期领先了至少一百多年。化工水平更是逼近了西方十九世纪。
而纺织业方面，虽然没有蒸汽机动力，可小宛纺纱机（珍妮机）、飞梭织布机都已经推广了整整二十四年。
如今全大明所有的老式单轮纺车几乎都淘汰光了，除非是极个别边远贫穷山区或者蛮夷土司聚居之地，消息实在闭塞，无法与时俱进。
纺织业的棉纱缫丝棉布绸缎产量，更是增长到了崇祯年间的三倍都不止，基本上是二十多年里，全国相关产量整个直接翻了两番。
纺织品的成本和售价明显降低了一档，百姓穿衣也更加易得，对外海贸出口也开始变得强劲——历史上，清朝一直到鸦战之前几十年，对外出口的第一大宗还是茶叶，而非丝绸，这主要就是传统华夏纺织业生产方式效率过于低下，产能太少，所以产业规模上不去。
当时西方都弄出飞梭织布机八十年了，华夏还在用窄幅手工织机织绸缎。相比之下茶叶的产能扩张只需要土地，不需要工业实力，以至于历史上清朝从雍乾嘉三朝，对外贸易增长始终集中在茶叶上。
如今随着朱树人给大明百姓提前一百五十年纺织业变革，大明未来的丝绸之类出口，金额绝对可以超过茶叶。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证明一个问题——如今的大明，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业化人口，估计全国上下，就算没有一千万，但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非农业的生产人口，已经多到值得作为一个单独的税基人口门类，专门为之制定一套法则了。
……
“所以，我的具体办法，就是将来要给人口定籍——不过不是太祖皇帝那种民户军户匠户的定级，太祖当年的定级是要求世世代代原则上尽量不改行的。
而大明将来的定籍，是可以允许子孙改行的，甚至本人生前也可以给一次改行机会。改行也不会涉及是否能科举仕官、其他待遇，只是影响个人的缴税方式。
如果是农籍，那就要登记造册有田，有了田就按田地面积缴纳赋粮，但不用缴丁税了。如果是工商籍，那就缴纳工商人头税，但是不必纳粮。
以后粮全部从农籍人口那儿弄，钱全部从工商籍人口那儿弄，钱粮两条线从此分开，各尽其力。”
朱树人洋洋洒洒，非常严谨的把他那个取消农业丁税、但并不算“摊丁入亩”的操作方法，描述了一遍。
张煌言和史可法听后，都是颇感震惊，乍一听似乎非常简洁，如果能实施下去，绝对既能保障百姓的公平，不至于盘剥过重，还能保证朝廷用度——但总觉得还有很多漏洞，容易被人钻空子。
王安石、张居正当年闹出来的弊端，他们也都是熟读史书的。尤其史可法上了年纪，晚年更加注重读史，对于历朝历代的经济教训，他研究了好多年。
至于其他段位更低的听众，倒是还没资格反应那么快，他们还处在懵逼状态。
史可法眉头紧锁思索了许久，咳嗽着说：
“殿下的想法很好，足见惠民利国之心。老夫也知道，天下人人都可能有贪渎利己之心，唯独殿下搞赋税新政，绝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不会是为了自己人敛财。
可是自古，好心办坏事的人也不少。刚才片刻之间，老夫已经想到了几个问题：首先，若是给百姓定籍以纳税，是按照太祖时那样实际考核其营生，然后再定，还是任由其自行报籍？
按殿下的说法，为了防止牢笼百姓，这籍还不是定死的，允许下一代子女自行择业，甚至本人也允许去官府择业换籍一次，那么多半就是自行上报的了？
如此一来，新法初行之时，百姓或许还不明就里，不知农籍工籍究竟哪个实际税负更重，会按照自己的本业报籍。
但假以时日，多年之后，随着工价粮价稳定，百姓心中也都有一杆秤，他们难道不会核算出，到底是工籍直接缴纳的税钱多，还是农籍每年上缴的粮食更值钱？
而一旦百姓比价出贵贱，必然会出现‘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多’的那种籍，人口大量流失，改为‘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少’的籍贯。
比如若是粮食贵，所纳粮比所缴丁税高，则农籍纷纷转为工籍，哪怕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种地，也会秋收后卖粮换钱、以钱缴纳工籍丁税。
若是粮贱，则情况又会反之，工籍纷纷转为农籍，哪怕事实上还在务工之人，也会拿工钱买粮、冒充农人纳粮。
何况朝廷所需钱、粮各有定数，无论钱多粮贵，还是缺钱粮贱，都会导致朝廷周转不开、军粮军需俸禄都有可能影响。难道最后，还要闹到太祖朝以实物发饷，或是张居正时强行折色么？”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知道“价格双轨制”的套利空间，会带来多大的趋之若鹜和混乱。
明朝人是经历过明朝初年的钱荒、不得不以实物发饷的。也见识过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因为必须缴纳白银，导致百姓卖粮换银，粮价因踩踏性出货而变贱。
史可法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人民套利，最后肯定是奸商和人民中相对奸猾脑子活的人得利，而反应迟钝的笨拙良民受害，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传统道德规制下的纯儒，史可法痛恨一切的金融炒作套利空间，觉得只要新法引入了这样的因素，哪怕可以化繁为简，也会引入新的弊端。
不过，朱树人听了他的担忧，却没有不快，他反而觉得，大明还是有实干之才的。
他欣慰地点点头：“史阁老所言，切中其弊，可谓一心为公，孤自会无则加勉，尔等以后若是具体施行，也要时时警惕。
不错，只要有工农负担轻重之别、有套利的空间，百姓便不免会生出换籍减负之心。所以，孤此法已经定下了两个保险：
第一，便是刚才就说过的，虽然允许换籍，但也不是想换就换，每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换一次。若是朝三暮四之徒，自然会被国法惩治。”
朱树人率先点出，他要搞的新法，虽然看起来跟后世的“自由择业”有点类似，但实际上还是有门槛的。后世劳动力市场你一辈子跳几次槽都行，而大明这边，只能改一次行（工人在不同雇主手下跳槽还是不受限制的，但身份切换转行只能有一次）。
当然，别用后世的要求来要求他，他肯让百姓一辈子能跳一次槽，在横向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仁政了。要是放朱元璋手里，别说本人一辈子不能跳槽，子子孙孙改行都要受限。
而且朱树人限制改籍，并不涉及对方具体从事的工作，如果改成农籍，以后不想种地了，觉得打工划算，也还是能打工的。
只要打工赚了钱，回来买粮把农业粮赋交了就行，具体干什么国家是不管的，国家关心的只是赋税。
史可法听了这一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有点没抓住重点，有这个后手，倒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稳定，抑制投机流动性。
朱树人见史可法和大家都领会了其中妙处，又接着说：“而第二个保险，就是孤决定，在实行新法时，要严密核定丁税和田赋的数额，确保田赋的实际负担，是比丁税高的——
诸公不要以为孤这是在盘剥农人、鼓励工人，这是有严密设计的。因为在新法之下，能被认定为农户的，必须名下有田。
如果一户人家在官府黄册上没有登记拥有田土，便如此前的佃户、投献奴仆，那么即使他坚持要种地，在新法之下，他也无法登记为农籍。
以后凡是雇农，都认定为工人，认定为帮地主打工种地之人，有永佃权的，也折算认定为‘拥有永久被地主雇佣种植特定土地的权力’。
如此一来，农籍事实上相当于如今的地主、富农，至少也是有一定自有田地的中下自耕农，绝不可能是赤贫毫无立锥之地的贫雇佃农。
而工籍，既包括了真正在城市内务工的工商业匠人，也包括了赤贫失地农民，这个人群比有地之人更弱，朝廷给他们减轻负担也是应该的。
只要确保有地者税负更高、而有地者在卖地之前无法转为工籍套利，想套利换取税收优惠，就必须把自家多余的土地卖掉，那么就能让那些喜欢兼并土地之人，因为舍不得卖地而无法冒籍。”
朱树人的新法，肯定是把农业税定得比工业税或者说丁税高的，但并不存在“欺压农民”，因为他这儿的农民，事实上是地主和自耕农。而“失地农民”，是算作工人的。
这样把改行条件跟是否拥有土地挂钩，就大大限制了投机炒作，有些人倒是想去税负洼地，但他们舍不得卖地啊。
这里面事实上有了相当的“摊丁入亩”性质，把田赋都压到有地的头上，但却看不到“摊丁”的动作，做得更为巧妙。
史可法和张煌言思之再三，不由叹服，至少目前看来，别的弊端还不好说，但防止“百姓频繁换籍去套利税负洼地”这个口子，确实是堵住了。
只是，此法想要施行，反抗肯定也是很明显的。以后有大量私有土地的人家，想要投资工商业，肯定会多出很多限制，
按照朱树人这个分籍，你缴的是农业税，再去经营工商业，却不能如实缴纳工商税，那肯定是违法的，算偷税，会被朝廷彻查。
所以，未来想当大地主，可能会当不了资本家，只能选一个。或者至少也要搞“分家代持”，比如那些巨富之家，分出一个分支专门为家族持有土地，另外一个分支专门经营工商。
对于那些吃相难看，“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想投资什么机会都不想落下的全赛道稳健型选手，估计会怨恨朝廷。不过现在朝廷非常强力，揍趴了那么多外地，还有对刀把子的绝对掌控，估计他们也翻不起浪来。